那位瘦高的西方男人，经常骑着毛驴在北京城里城外转悠，有时他的坐骑会变成一辆奇怪的两轮车。1919年，中国骑自行车的人还很少，只有紫禁城里十多岁的皇上和他的兄弟，以及城外的少许几个洋人。
美国长老会派这位名叫John Leighton Stuart的牧师到北京来，是希望通过这位“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和“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的努力，使一所几家合办的教会大学“Peking University”，发挥出其在华应有的作用。
同时代的两个“北京大学”
几乎没什么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这个烂摊子，朋友中只有后来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过卢斯提醒说：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财政状况。
燕京大学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1936年写《司徒雷登博士传略》时，提到了当时的财政问题：“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驱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来想在中国办一所好大学的愿望。初到盔甲厂校址(今北京火车站附近)时，这位失望的校长只看到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网球场和篮球场，德国人建的一座两层厂房被改作课堂和实验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名字“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
此时，蔡元培在北京皇城根附近办的另一所“北京大学”已享誉中外，并对两所学校用着同一英文名字提出了质疑。这一年，蔡校长的学生掀起了“五四运动”并在6月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司徒雷登为这所各持一词、中学水准合并起来的大学取名“燕京大学”。学校如果建在崇文门附近，已经没有持续发展的空间，以驴代步的形象就成了司徒雷登到处找地皮时期的一个剪影。北京城内遍寻不到一块能够拓展的地方，倒是在清华大学堂访友时，发现了对面的勺园。勺园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通向皇家苑囿的缘故，这里还具公路便利。触动这位中国通心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此地离西山不远，山上那些极尽中国古建精髓的庙堂，正是他心仪的地方。司徒雷登决心与清华大学堂比邻而居，这一决定使得海淀西北角这几块相连成片的皇家废园，成为日后几十年里中国学生、学者最向往的地方。
燕京大学缺钱，但金钱不是惟一能够成就燕京大学的条件。它还需要一位灵魂人物，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于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请到刘廷芳、洪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撑起了国文系，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创办了历史系。1931年至1934年，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完成了他上下两卷的《中国哲学史》。这里还创办了中国早期的新闻系。
司徒雷登的外功练得很精彩。他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为教育捐赠了大笔遗产，并有一部分指定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遗嘱规定，这笔基金需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才能执行该计划。最初的幸运儿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卢斯的引荐下，司徒雷登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谈得“一身冷汗”。不过，这身汗换来了第一年50万美元的经费，条件是一年后必须让克里夫兰认为，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第二年，律师兑现的不是承诺中的50万美元，而是150万美元。
超越教会学校的作为
在这种办学方针下，京郊燕园的师生和城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样，始终紧随着中国社会的脉动。1934年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接到火速返校的急电：燕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开始罢课，与反对罢课的外籍教师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时，第一句话就问燕大的学生到南京请愿了吗?得知他的学生罢课跑到了南京，才算放心。他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走在燕大游行队最前方带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正是操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务长。抗战期间，这位有风骨的美国知识分子拒绝与日本合作被关了3年零8个月，虽然没有把牢底坐穿，但却使他个人的声望如日中天。
尴尬在教材中
离开燕园的司徒雷登，变成一个悲剧符号，在中学课本里时隐时现。
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新形势下的宣言《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篇文章中，他“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另一篇是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悼念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的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当天下午，闻一多以身殉志。这份讲演稿中，原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被删除后载人中学教科书。
闻一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下面写道：“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